那年我13岁，刚从杭州转学到新加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Raffles Institution Secondary）。开学第三天的社会课，老师抛出问题：‘如果一种传统习俗与现代人权观念冲突，该优先保留文化还是坚持普世价值？’
我举手说：‘应该尊重历史语境，不能一刀切批判。’话音刚落，坐我斜后方的印度裔同学Arjun立刻接话：‘但女性割礼也是“传统”，这能被接受吗？’——教室突然安静。我脸烧得发烫，手心全是汗，当时我特慌，甚至想低头假装整理笔记。
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被同龄人当面质疑观点，而且是在全班注视下。之前在国内课堂，大家更习惯附和老师；而在这里，老师只微笑点头，把话筒递给Arjun，又问我：‘你愿意听听他的理由吗？’那一刻，我没有反驳，而是说了句：‘……好，我想听。’
后来我发现，这种‘观点碰撞’不是针对我，而是新加坡初中价值观教育的核心设计——他们每学期必修Global Citizenship Module（全球公民模块），其中‘Disagreement with Respect’（有尊重的异议）是单独一课。我们甚至要两人一组，轮流扮演对立立场写反思日记（比如‘假如我是穆斯林女生，面对校规禁戴头巾，我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10月的跨文化小组项目中：我和三位来自菲律宾、孟加拉、德国的同学共同设计‘校园包容性公约’。过程中我坚持用中文母语思考逻辑，但队友们习惯先画思维导图再辩论——起初我总插话总结，结果第三次会议时，菲律宾同学轻轻说：‘Can we pause? I feel my idea hasn’t fully landed yet.’ 我愣住，立刻停了。那天我们改用计时器，每人发言限时90秒，且必须复述前一人要点才可继续。那版公约最终贴在校务处门口，标题是：‘We don’t agree — and that’s where listening begins.’
现在的我，遇到不同意见第一反应不再是防御，而是问：‘你这个观点背后，经历过什么？’——这比任何教科书都教会我什么叫‘尊重多元理解’。它不是忍让，而是主动为差异腾出空间。就像新加坡教育部官网写的那样：‘Diversity is not a classroom challenge. It’s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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