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转进新加坡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国际部那会儿,我以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墙上贴的海报——绿色树叶、地球、还有‘Reduce, Reuse, Recycle’那句老话。
直到2024年3月,我的数学老师Mr. Lim发下一份作业:《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我校食堂塑料餐盒月消耗量,并提出减量方案》。我当时特慌——这哪是数学题?这分明是环境政策提案!
那周我蹲在食堂后巷数了整整三天餐盒(没错,真数了),拍了57张照片,还拉上生物课小组同学做了堆肥对比实验——结果发现:我们班设计的‘午餐积分制’被校方采纳,9月起全校推行。原来可持续发展不是附加题,它就长在每一门课的骨头里。
最惊喜的是英语课:老师没让我们写议论文,而是要求提交一份给新加坡教育部的简明政策建议书(300词以内,含数据支撑+可操作步骤)。我查了MOM官网最新ESG教育指引,引用了NTU 2023年校园碳足迹报告,最后那句‘Let’s measure our impact before we claim our values’被全班投票选为最佳结尾。
当然也踩过坑。第一次做科学展时,我把‘零废弃课堂’目标定得太高,连粉笔灰都打算回收——结果环保社团学姐笑着拦住我:‘同学,在新加坡,真正的可持续不是消灭消耗,而是让每次消耗都被看见、被计算、被优化。’她递给我NEA官网的School Green Initiative Toolkit链接(网址印在一张绿叶形便签上,现在还夹在我笔记本里)。
后来我才懂:这里教的不是环保KPI,而是一种思维习惯——看到一杯奶茶,先想它的PLA杯体降解周期;读一篇新闻,本能追问‘这个政策的长期生态成本谁来核算?’
现在回看2024年那场数学作业,它早就不止是一份分数。它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国际教育的核心价值,未必闪耀在升学榜单上,而藏在你愿意为一个校园塑料盒,花三小时建模、访谈、迭代的那个午后阳光里。
(小声说:那个模型后来被校方微调,用于申请2025年Singapore Green Plan School Grant——我们班的名字,印在资助文件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