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我刚转进新加坡东陵中学(Dunman High School)国际初中部——G8年级,英语还在适应期,连‘stakeholder mapping’这个词都得查三次词典。老师一句‘下周启动社区需求调研’,我当场懵住:我们才13岁,真要走进组屋区访谈阿嫲、做问卷、写分析报告?说实话,当时我特慌。
核心经历来了:2024年10月17日,我和搭档Lina拎着自制双语问卷(中英+简单图示),在勿洛北第52巷组屋楼下蹲点三小时。第一次被拒7次——有阿姨摆手说‘你们学生别耽误我买菜’,也有伯伯笑着塞来两颗荔枝但拒绝填表。直到遇见陈婆婆,她听完我们的项目目标,竟主动拉开铁门请我们进屋喝茶,还翻出泛黄的《邻里互助簿》讲了1982年她组织长者送餐队的故事……那一刻,我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是震撼。
坑点拆解太真实了:①误判样本多样性——前两天全在同一条街区发卷,数据偏老年化;②轻信翻译APP——把‘accessibility’直译成‘通路性’,组屋居民一脸茫然;③漏掉伦理备案——差点用手机拍下未授权的住户门牌号,被指导老师当场叫停!当时我脸烫得像煮熟的虾。
解决方法超接地气:①立刻拉上本地同学Ahmad,带我们跑遍4个不同族裔为主的组屋区(淡滨尼、裕廊西、后港、女皇镇);②改用图标+拼音+短句三合一问卷,连‘电梯等候时间’都画成钟表+小人排队图;③按MOE《学生研究守则》补交伦理承诺书,连陈婆婆的昵称‘Auntie Chen’都经她本人手写同意使用。最惊喜的是:成果展那天,校长Mr. Tan当场邀请我加入校级社区服务顾问团——这可是首次开放给G8学生的席位!
认知彻底刷新:原来国际教育的‘高大上’不在于PPT多炫,而在于你敢不敢蹲下来,听清组屋走廊里风扇转动的声音,再把它变成改变校园午餐菜单的建议。后来我们的‘长者数字陪练角’提案,真被纳入了学校2025年公益课程。那张贴在校务处门口的合影里,我穿着校服站在陈婆婆身边,手里举着打印歪斜却盖着校长章的结项证书——上面印着英文标题:‘From Void to Voice: Youth-Led Community In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