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澳洲初中社区服务，意外成了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那年我13岁，刚从上海转学到悉尼North Sydney Boys High School附属初中部（2023年2月插班）。说实话，一开始真没当回事——不就是‘做义工’嘛，填个表、盖个章、凑够10小时？

但第一次走进Chatswood社区老年中心那天，我特慌。 老师没发任务单，只说：‘你和Mrs. Evans一起准备周三的园艺茶话会。’而Mrs. Evans——一位患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小学校长，握着我的手问：‘你是新来的志愿者老师吗？能帮我找找去年种的迷迭香种子吗？’那一刻，我没答上来，心跳快得像在敲鼓。

后来才懂：澳洲初中不考核‘做了多少’，而观察‘你怎么回应不确定’。 我们每周三下午固定服务（2023.3–2024.1），从帮老人记药盒标签，到组织‘跨代故事录音计划’——用学校借的iPad录下老人们讲1956年悉尼奥运的故事。最意外的是：2023年10月，项目被NSW州教育部选为公民教育示范案例，我作为唯一初中生代表，在Parramatta市政厅作了3分钟发言。

坑点也在那儿：我以为‘参与=出勤’，结果期中反思报告被退回三次。 第一次写‘我帮忙浇花了’，老师批注：‘谁浇？为何浇？老人说了什么？’第二次加了对话，她又划掉：‘这不是观察，是同情。公民意识始于共议，不是单向付出。’直到第三次，我写出老人提议把迷迭香剪枝分给邻居的细节——老师终于在页脚画了个笑脸：‘这才叫责任共生。’

现在回头看，真正的成长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学会把‘他们’变成‘我们’：当Mrs. Evans教我辨认银叶菊时，我忽然明白——所谓社区，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是你愿意为陌生人记住名字、留一盏灯的地方。那盏灯，至今还亮在我手机备忘录首页：‘下周二，陪Mr. Li复查牙科——他说澳洲牙医预约要提前8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