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际高中的问题解决训练，让我在博士研究中绝处逢生？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高中时的一次‘失败课题’，会在五年后救了我的博士研究。那是2019年，我在新加坡圣约瑟夫国际高中读IBDP第二年，小组课题是设计一套校园碳排放监测系统——听起来很酷，但做到第三周，传感器数据全乱了。

我当时特慌。距离展示只剩72小时，教授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你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那晚我翻遍实验记录，发现真正问题是学生作息不规律导致采样时间错位。我们重新设计了分时段抽样算法，最终拿了满分。那一刻我才明白：国际高中教的不是‘答题’，而是‘拆题’。

2023年，在伦敦政经攻读环境政策博士时，我的模型突然无法拟合东南亚城市数据。连续三周卡住，导师建议我回溯‘原始假设’。我想起新加坡那次经历，决定暂停建模，改去雅加达做了两周实地访谈——结果发现是政策执行落差导致数据偏差。这篇后来发表在《Climate Policy》上的论文，评审人特别提到‘方法论的现实敏感度’。

很多留学生怕‘背景不够亮眼’，但我GPA只有3.6，托福102，靠的正是这些‘软能力’。现在回头看，国际高中最珍贵的不是文凭，而是一种底层操作系统——当别人在找标准解时，你已经在定义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