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转进墨尔本Brighton Grammar国际初中部的Global Studies项目。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课程表上写着‘Term 2: Historical Drama Unit’时,我特慌——历史课?还要演?
我们小组选了‘格拉古兄弟改革与罗马共和国崩塌’这个冷门主题。没人教剧本怎么写,老师只甩给我们三样东西:一份公元前133年元老院会议原始拉丁文摘要(带英文注释)、两段澳洲国家档案馆藏的20世纪工人运动纪录片片段、还有——一台旧iPad。
坑点来了:第三周排练,我写的台词被历史老师用红笔全划掉,批注是‘你让提比略·格拉古说“我觉得土地改革很重要”?他连“土地”这个词都没用过!用行动代替解释。’那一刻我坐在南半球下午四点的阳光里,脸烧得发烫——原来不是‘讲历史’,而是‘活成历史’。
解决方法很实在:我们跑了一趟墨尔本大学古典学系开放日,和Dr. Lena Petrova(她研究罗马公共空间政治)聊了40分钟;回校后用学校3D打印室做了可折叠的‘罗马公民大会’陶片投票板;最后在VCE戏剧教室用黑胶布贴出元老院地板纹样——连地砖缝角度都按庞贝遗址照片复刻。演出那天,校长请来了维州教育局课程顾问,她说:‘这是我在澳洲12年见过最真实的跨学科实践。’
意外收获?我后来申请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时,招生官盯着我的作品集问:‘你给扮演提比略的同学设计的‘平民愤怒’肢体语言训练,参考了哪个身体剧场体系?’——那套训练,是我从墨尔本Body Weather Workshop暑期班偷师来的。
现在回头看,这出27分钟的情景剧没拿奖,但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国际教育,不是把世界装进课本,而是把课本种进世界。而澳洲的厉害之处,就是敢让学生,在历史尚未冷却的灰烬里,亲手点燃第一簇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