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4年9月刚到温哥华St. George's School读7年级时,我连‘resolution’这个词怎么拼都不确定。更没想到,两周后,班主任Ms. Lee直接把我拉进初中MUN委员会——不是当代表,是让我试讲开场陈述。
那天我手心全是汗,念错三次‘climate adaptation’,还把‘Bangladesh’说成‘Bangla… uh… India?’全场哄笑。但Ms. Lee没打断我,只在我坐下时悄悄塞来一张便签:‘小外交官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你刚才的勇气,比语法重要十倍。’
真正的转折在10月底的校内Mini-MUN:我代表卢旺达提案《青少年气候教育普及计划》,却被同组加拿大同学当场质疑‘数据来源不透明’。当时我特慌,差点想弃权——直到翻出上周在UBC图书馆查的2023年非洲教育年报PDF(编号EDU-CA-2023-RW),用平板投屏展示原始图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原来我的声音,真的能被听见。
当然也踩过坑:第一次写立场文件,照抄网上模板被退回,批注写着‘Where is YOUR voice?’;第二次为卡塔尔议题熬夜查资料,却漏看了加拿大教育部2024新发布的《国际课程跨文化能力评估框架》——直到Ms. Lee提醒我:‘你在加拿大做MUN,得会用本地政策工具反推全球议题。’
现在回看,最大的意外收获不是拿了‘Best New Delegate’证书(那张纸现在贴在我书桌右上角),而是通过MUN认识了渥太华大学MUN社团的学姐——她帮我把提案改写成英文博客,发在校刊《The Lion’s Roar》上,阅读量破2000。原来‘小外交官’的第一课,从来不是发言多漂亮,而是敢把自己的困惑、笨拙和追问,变成联结世界的绳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