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9月送儿子Leo入读新加坡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国际部)前,我整晚睡不着——他小学时被教育心理学家标注为‘ADHD倾向(注意力维持弱、任务启动慢、多动但非破坏性)’,国内公立初中老师委婉建议‘可能更适合小班支持环境’。
我们不是没试过:去年在杭州某双语学校插班两个月,他因无法按时交手写作业、课堂频繁离座被约谈三次。当时我特慌,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过度标签化’了孩子。
转机出现在新加坡——入学第3周,IEP(个别化教育计划)协调员Ms. Lim主动约我们面谈,拿出3页纸的观察记录:‘Leo在Project-Based Learning中主导小组调研;用Canva做新加坡水资源报告时专注超90分钟;但纸质测验前5分钟明显焦虑出汗。’ 那一刻,我眼眶热了——原来不是他‘不行’,是过去环境没接住他的神经多样性。
坑点来了:初以为‘国际学校=天然包容’,结果发现真正的支持藏在细节里。比如,校医室不提供ADHD用药管理(需家长每日送药到护士站),数学课允许他用语音转文字App口述解题逻辑(但第一次被误判为‘作弊’,幸得老师当场重放录音验证);最意外的是,学校心理顾问用‘自我监控手环’(Fitbit Sense)帮他感知专注力波动,这在国内根本没听说过。
现在Leo每天自己列‘3件必做+1件可选’任务卡,周五放学常蹲在生态池边画水生昆虫速写——上周还代表年级参加新加坡科学博览会。他没‘变正常’,但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节奏锚点。如果你也在纠结‘孩子坐不住是不是不够好’,我想说:不是孩子需要适应系统,是系统该学着辨认不同形态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