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拎着印有埃菲尔铁塔的帆布包,坐上里昂La Martinière中学的七年级第一堂跨文化伦理课。
说实话,进教室前我特慌——不是怕法语听不懂,而是听说这课要‘辩论难民政策’。老师没发教材,只投影了一张照片:叙利亚男孩坐在希腊海滩上,脚边是破旧皮箱。全班沉默三秒后,巴西同学突然说:‘他该来我们学校踢球。’德国女孩立刻接:‘但我们的体育馆刚被预算砍掉一半。’
这就是‘国际理解教育’在我课桌上的第一次落地——不是PPT里的定义,是活生生的立场碰撞。 老师从不给标准答案,只写三个词在黑板:身份、责任、边界。2024年10月那次‘移民社区共建方案’小组作业,我和来自塞内加尔、波兰、阿尔及利亚的三人组吵了整整两周:要不要把清真寺礼拜时间写进社区日历?最终我们交的方案里,连字体大小都达成共识——阿拉伯语和法语标题用同号加粗,因为‘尊重不该有视觉折扣’。
坑点来了:第一次小组汇报,我下意识用中文思维列‘解决方案’,结果被法国同学追问:‘你没问过住在老城公寓的阿尔及利亚奶奶怎么想吗?’——原来他们所有课题都强制含2次实地访谈(我漏掉了!)。补救?立刻约了住在Vieux Lyon的Mrs. Bouchard奶奶喝薄荷茶,用翻译APP录下她讲‘1962年阿尔及尔独立后,我们社区教堂和清真寺怎么共用一个水管’的故事。
意外收获远超想象:去年圣诞节,我们组提案的‘双语街区地图’被里昂市教委采纳,现在Vieux Lyon小巷入口立着我和塞内加尔同学手绘的导览牌——法语‘Rue du Boeuf’旁,是手写体阿拉伯语‘شارع الثور’。更没想到的是,今年3月,我竟以‘初中生代表’身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青少年论坛念出那句:‘理解不是消除差异,是让差异发出自己的光’。
给后来者的三条刻在课桌缝里的建议:
- ● 永远带本子记下同学脱口而出的‘矛盾金句’(比如‘我妈妈说穆斯林不庆祝圣诞,但我喜欢圣诞树上的星星’)——这是比教科书更真实的国际理解教材
- ● 别怕‘立场错位’,我在模拟欧盟会议里支持过匈牙利边境政策,就为真正听懂邻居同学的父亲为何连夜逃出布达佩斯
- ● 去里昂Part-Dieu火车站蹲半小时,观察穿长袍的女士、戴十字架的老人、纹着凯尔特结的高中生怎么共享同一张长椅——这才是最奢侈的国际理解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