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上海转到奥克兰的St Cuthbert’s College国际初中部。第一次小组讨论时，老师问：‘如果政府为保护生态砍掉百年森林建风电场，这算进步吗？’我张了张嘴，却只憋出一句‘我觉得……可能不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说实话，当时我特慌。在国内课堂，‘质疑’常被等同于‘不尊重’；可在这里，老师立刻推了推眼镜：‘很好！你刚才说的“可能”，正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请说说“为什么可能不对”。’那天我没答好，但下课前，她悄悄塞给我一张印着‘Claim-Evidence-Reasoning’框架的卡片，边角还画了个微笑表情。
后来才明白，这不是天赋爆发，而是系统浇灌：每周二的‘Debate Lab’用真实新西兰环保争议（比如2024年Whanganui River流域开发听证会材料）练逻辑拆解；英语课强制用‘Habits of Mind’自评表打分（我第一次只得了2/5——‘提问深度不足’被红笔圈出来）；最颠覆的是历史课：我们重写1840年《怀唐伊条约》教学大纲，不是背结论，而是比对毛利酋长手稿、英国殖民档案、当代法官判例——原来‘真相’不是终点，而是追问的起点。
坑点也真不少：有次我用中文惯性写‘老师说的都对’结题，被退回重写三次；还有次在‘公民行动项目’中提议校园减塑，因没调研食堂塑料袋日均用量（实际是427个），提案被驳回——但老师没打叉，只在批注栏写：‘证据在哪？找数据，我陪你去后勤处调记录。’2024年9月，我带着这份数据站在校董会前，最终推动学校采购可降解餐盒。
现在回头看，所谓‘敢反驳’，其实是三年里37次课堂发言、12份被退回的论证草稿、和无数次‘再问一层’的习惯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如果你也总在想‘我配提问吗？’——在新西兰国际初中，问题本身，就是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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