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我牵着12岁儿子的手走进新加坡UWCSEA Dover校区大门——他低头踢石子,我攥着录取信,手心全是汗。说实话,当时我以为‘国际教育=好学校+英语提升’,完全没料到,真正的挑战不是IB课程表,而是每天晚饭后那场无声拉锯:我想聊‘责任’,他说‘作业好多’;我提‘尊重差异’,他回‘同学都在TikTok上发challenge’。
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3月。他第一次因‘未参与小组公益提案’被老师约见——不是纪律问题,而是价值观自评未达标。我翻出UWCSEA的‘Community Values Reflection Sheet’,发现他写的‘我对包容的理解是:不嘲笑别人口音’,而旁边老师批注:‘可延伸至主动邀请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加入讨论?’那一刻我特慌:原来国际初中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的痕迹。
我踩过最深的坑,是把‘同频对话’当成单向输出。有次我严肃分析‘新加坡《维持宗教和谐法》为何要求学生参加跨信仰活动’,他盯着iPad上SGH(新加坡总医院)义工日海报突然问:‘妈,你上周拒绝帮邻居搬行李,算不算违背‘关爱社区’?’ 我哑了——原来孩子早把校训刻进生活观察里,而我还在用PPT讲定义。
后来我做了三件事:① 每周二晚‘奶茶时间’固定为‘故事交换’(我讲在淡马锡理工做家长志愿者时遇到的印尼裔教师如何调解文化冲突,他分享IB TOK课上辩论‘AI该不该有道德’);② 把UWCSEA的‘Values Mapping Tool’ 打印成桌游卡,周末和他边喝kaya toast边抽卡讨论(抽到‘公正’就回忆上次班级选举是否公平);③ 主动约见他的Counsellor Ms. Tan(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她递给我一本泛黄的《Singapore Values in Practice》,扉页写着:‘价值观不在讲台,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时,在地铁站帮老人按楼层按钮的0.5秒犹豫里。’
现在翻看2024年12月他交的期末Reflection,有句话让我红了眼眶:‘以前觉得价值观是校规里的字,现在发现它是妈妈陪我去牛车水买春联时,主动教摊主用新学的福建话打招呼的那句‘阿伯好!’’ 这427天,我没教会他‘什么是正确价值观’,但终于学会和他一起,在加冷河畔的晚风里,辨认那些真实、细小、带着南洋咸味的价值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