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荷兰初中项目里，靠帮邻居修自行车‘拿下’了社区问题解决结业展示？

那年9月，我拎着印有阿姆斯特丹运河图案的帆布包，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走进Utrecht International Junior Academy（UIJA）的教室——不是高中生，不是大学生，而是刚满13岁、连‘stakeholder’都不会拼的中国初一学生。

说实话，第一次听说‘Community Problem Solving’（CPS）项目时，我以为就是写篇观察报告。直到导师Marit女士推了推眼镜说：‘你们得真刀真枪地解决一个邻居正在面对的问题。不能假设，不能空谈——要行动，要反馈，要让结果被看见。’

我的‘问题’出现在第二周：住在学校后巷的78岁Jan先生，每天推着那辆生锈的老式Gazelle自行车去超市，链条总在桥坡半途滑脱。我蹲在鹅卵石路上帮他扶车时，手蹭破了皮——那一刻，沮丧突然变成了一股倔劲儿。我们组三人花了3天画流程图、访谈5位老人、甚至用Canva做了份双语《老年自行车简易保养指南》。

但坑点来了：坑点1——没提前预约社区中心场地，结业日被迫改到雨水丰沛的10月15日下午，在室外小广场摆展板，海报全被淋花了；坑点2——荷兰老师不接受‘我们尽力了’这种话，追问‘你如何验证这份指南真的被使用？’我当场哑火……最后是Jan先生主动把指南贴在本地老年中心公告栏，还盖上了他做志愿者的市政印章——那是我收到的第一份‘非分数类认可’。

最终展示日，我们用回收轮胎做了个可旋转的‘问题-行动-影响’三色转盘，Jan先生拄拐杖站在旁边笑。没有PPT动画，没有AI生成图表，只有沾着机油的手指、一页页手绘流程图，和一句被荷兰校长当众复述的话：‘I didn’t solve a problem — I joined a solution already happening.’（我没解决问题——我只是加入了正在发生中的解决方案）

原来国际初中的‘高光时刻’，不在标化成绩里，而在你弯腰系紧别人松动的鞋带时，听见自己心跳和运河水声同频的那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