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澳大利亚初中服务学习项目，最终带我走进社区议会？

那年我13岁，刚从广州转学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St. Catherine’s College国际初中部。说实话，第一天看到‘Service Learning’这个词，我还以为是‘做义工写报告’——直到我们被分组去改造Footscray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外墙。

核心经历：墙没画完，却进了社区听证会

2024年3月，我们小组负责设计彩绘墙方案。原计划两周完工，但第5天就遇到阻力：两位当地老人担心壁画‘太花哨’影响活动室安静氛围。我当时特慌，怕项目黄了。没想到老师没叫我们撤回，反而说：‘服务学习不是单向付出，而是共同协商’——带着我们写了联名提案，还预约了Footscray Community Council的公开听证会。

2024年4月17日，我用磕绊的英语陈述了3分钟：‘我们访谈了11位长者，其中7位希望加入本土原住民图案…’——最后委员会批准了方案，还邀请我们参与后续社区花园升级设计。

坑点拆解：我以为在‘服务’，其实先要读懂规则

• 坑点1：误以为‘学校安排’=‘全程护航’——结果申请社区场地许可时，漏交维多利亚州教育部要求的《青少年安全接触证明》（2024年3月12日卡在审批）；
• 坑点2：轻信‘校方已协调好’，没核实保险覆盖范围——我们喷漆时划伤墙面，才发现留学生保险不赔第三方财产损失（索赔时补缴$120 AUD意外责任附加险）；

解决方法：把‘问题’变成‘课程学分’

老师立刻启动‘反思式补救’：让我们将保险疏漏写成Service Learning反思日志（计入Formative Assessment 15%），同时带我们去Footscray Youth Hub找社工指导文书——最后这份日志被校方选为2024年度跨学科教学范例。

认知刷新：服务学习不是‘做好事’，是‘建系统’

以前觉得‘帮人’就是成功。但墨尔本这堂课告诉我：真正的Service Learning，是学会识别权力结构（比如谁有决策权）、用数据说话（我们做了23份居民问卷）、把短期行动嵌进社区五年规划里——今年9月，我以学生代表身份坐在了Maribyrnong市议会教育工作组旁听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