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上海转学到伦敦西郊一所IB-PYP国际初中。说实话,头两周我特慌——不是因为听不懂英语,而是因为第一节‘数学课’,老师带着我们扛着铁锹去了学校后门的社区菜园。
当时我完全懵了:这算哪门子数学?结果我们真用卷尺测垄距、用比例算种子发芽率、用统计表记录每周志愿者参与人数……老师说:‘你们算的不是习题,是社区粮食缺口的1/47。’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最深刻的冲突发生在2023年10月——我们小组负责为本地老年中心设计无障碍菜单。我坚持用漂亮PPT,同学Liam却偷偷带老人去食堂试吃。结果我被老师当堂点名:‘你呈现的是‘方案’,他实践的是‘责任’。’那天放学,我在公交站坐了半小时,又委屈又烧脑。
后来我复盘才发现:原来他们从不单独开‘德育课’,而是把联合国SDGs目标拆进每科——科学课研究泰晤士河微塑料数据,英语课改写难民儿童的口述史,连音乐课编排的都是工人合作社成立百年纪念剧。最震撼的是2024年3月,全班用三年追踪的垃圾分类数据,真推动学校废除了一次性餐盒采购合同。
现在回头看,那种‘被推着做事’的不适应感,恰恰是我成长最快的刻度。我不再问‘这考不考?’,而是问‘这能帮谁?’——这种思维迁移,连我妈都惊讶:去年暑假,我居然主动牵头给老家村小设计节水灌溉海报,还拉了3个同学线上协作。原来责任感不是被灌输的,是和代数公式、动词变形一起,一砖一瓦长进骨头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