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被妈妈拉去阿姆斯特丹南郊那所国际初中报到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公民意识’——只觉得‘community service’是门要打卡的课。
那是2024年9月,开学第三周,学校突然组织我们七年级学生去Zuidoost社区花园‘认领一块地’。我没有园艺经验,英语还没完全跟上指令,蹲在泥里拔草时手抖得连铲子都握不稳……当时我特慌:这算哪门子学习?
但事情悄悄变了。我和两位印尼同学、一位苏里南同学被分到第7号床,老师只给了三颗番茄苗、一本荷兰语《有机堆肥指南》和一句:‘你们负责让它活过六周。’没有评分标准,没有考试,只有每周五下午的‘生长记录会’——我们用速写、照片、甚至录音分享虫子怎么搬家、邻居奶奶送来的自制蚯蚓茶。
第22天,台风‘Yvette’刮倒了我们的棚架。我第一反应是拍照发给妈妈求助,可手机没信号;第二反应是跑去找隔壁摊位的Jan(78岁退休教师),他二话不说搬来木条,还教我们用旧自行车链条加固支架。那天傍晚,六户邻居轮流送来彩椒、罗勒和手写的‘加油贴纸’——我第一次发现:责任感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他们需要什么,而我在场’。
后来学校没给任何证书,但社区中心主动邀请我们加入‘青年环境观察员小组’,每月参加垃圾监测、帮移民家庭翻译市政通知。去年圣诞节,我收到Jan手写的贺卡,背面画着歪斜的番茄藤:‘You grew more than tomatoes.’(你长出的比番茄更多)。
现在回头看,那些沾泥的手指、被蚯蚓吓到的尖叫、还有翻译错‘recycling bins’被邻居笑着纠正的窘迫……都不是作业,而是‘公民’这个词在我身体里落地生根的声音。它不在大纲里,而在番茄苗第一次开花的凌晨三点,在邻居递来雨伞时那句‘Hé, je bent hier welkom.’(嘿,你在这里,很受欢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