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初中课堂讨论‘谁该为校园霸凌负责’后，我第一次举起手说‘不公平’？

那年我13岁，刚转进布里斯班的Mount Gravatt State High——一所公立国际初中。说实话，开学第一周我就特慌：英文课听懂不到六成，午餐时总坐在角落，连排队打饭都怕排错队。但真正让我心跳加速的，是第三周的社会与伦理课。

‘公平不是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而是给每个人需要的东西’

老师没讲定义，直接投影了一段视频：校内篮球场边，三个高年级男生围着一名越南裔新生，扯他书包带、喊他‘Rice Boy’。镜头切到教务处记录——对方被记过一次‘言语不当’，而受害者没被单独问询，也没获得心理支持。全班沉默三秒后，老师问：‘这件事里，谁该为‘不正义’负责？学校？旁观者？还是那个没说话的你？’

我举手了，声音发抖

‘我觉得……处分太轻了。’我顿了顿，‘如果换作是我被起外号，老师会只写‘言语不当’吗？’教室突然安静。后来我才知，那天发言成了我加入‘Student Equity Council’（学生公平委员会）的起点——一个由学生主导、每两周向校长提交改进建议的真实平台。

社会课延展：我在布里斯班社区中心做调解志愿者

2024年7月，我报名了Queens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青少年调解培训。真实案例之一：一位菲律宾单亲妈妈因租屋押金被拒退，房东称‘地毯有磨损’，却拒绝出示清洁报告。我们小组模拟调解时发现——法律上她有权索回全部押金，但没人告诉她《Residential Tenancies and Rooming Accommodation Act》第122条明确禁止‘模糊扣费’。那晚我第一次查澳洲人权委官网，把条款截图发给了她。

公平不是等待别人给予的礼物

现在回头看，真正教会我‘正义’的，不是课本里的大词，而是一次举手、一份投诉信草稿、一场陪邻居去RTBA（住宅租赁审判庭）的地铁行程。它很笨拙，但真实——就像我第一次用澳洲口音说‘This isn’t fair’时，舌根还带着中文卷舌的滞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