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陪读墨尔本初中两年后，反而考下了澳洲教师资格证？

说实话，2022年9月刚落地墨尔本时，我连VCE（维州高中课程）和ICSEA（学校社会经济指数）都分不清。女儿在St Kevin’s College读Year 7，而我，一个国内教龄12年的语文老师，连‘school council’会议都不敢发言——怕口音重，怕说错教育术语。

那年冬天，我在Footscray社区学院旁听TESOL课程，笔记上全是问号：为什么学生作业可以手绘海报？为什么家长会没有‘排名通报’只有‘学习目标进展条’？当时我特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该退回国内当个‘合格妈妈’就够了。

转折点在2023年3月——女儿班主任邀请我参与‘Parent as Learner’项目，协助设计中文跨学科单元。我鼓起勇气提交了‘用墨尔本城市地图讲方位介词’教案，竟被选为校级示范课！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中文功底+中国课堂管理经验，不是累赘，是稀缺资源。

2024年6月，我通过VTAC申请蒙纳士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文凭；11月拿到AUSTUDY助学金；今年3月，正式获颁VIT（维州教师注册局）临时注册证书——不是为了留澳执教，而是回国后，在深圳一所双语初中带出了首个‘中澳双导师制’语文实践课。

现在回头看，最大的坑不是语言，而是‘我以为陪读就是后勤员’。真正破局，是从翻出女儿课本第37页的‘Learning Intention’开始的——我第一次用孩子的眼睛，读懂了什么叫‘以学生为中心’。如果你也正站在接送校车旁刷手机，试试把手机换成她的作业本吧。改变，真的从读懂一页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