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进东京的IB国际初中那会儿，我连小组讨论都不敢主动开口——不是没想法，是总觉得‘领导’就该是举手发言、定调子、管别人的人。直到2023年9月，校方邀请我们参与‘社区清洁×课后托管’双轨志愿服务项目，我才第一次被安排做协调员。
当时我特慌：没有职衔、没有考核权、连志愿排班表都得靠大家投票通过。更尴尬的是，第一天带6个同学去代代木公园捡垃圾，三人中途说‘太晒了’提前溜走……我站在垃圾桶边，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任务卡，第一次怀疑：‘这算哪门子领导？’
转机出现在第4周。我发现高年级生山田同学每天默默帮低年级生补数学——他不说‘我在领导’，但每周五放学后的小教室总是坐满人。我和他聊了3次，最后我们一起设计了‘小老师轮值制’：不设固定组长，每人每月领一次主题（如‘垃圾分类指南’‘图书馆秩序公约’），用日英双语海报+手绘地图落地。2024年3月，我们方案被校务会采纳为正式课外实践学分模块。
真正破防是2024年6月家长开放日。一位妈妈拉着我的手问：‘你教孩子画的“服务阶梯图”，为什么把“倾听”放在最底层？’我脱口而出：‘因为所有行动，都要先蹲下来，看得到别人的脚踝有多疼。’台下静了一秒，然后全场鼓掌。那一刻我才懂——在日本的教育语境里，真正的领导力不是站在前面喊口号，而是蹲在后面托住别人站起来的那双手。
现在回头看，那场‘被安排的协调员’经历，成了我价值观的锚点：在东京国际学校，服务型领导力不是课程名称，是每张课桌上的水杯摆放角度（谁倒水、谁擦桌、谁收空瓶）、是午休时主动把便当盒递给过敏同学的指尖温度、是校规修订听证会上，我坚持把‘留学生心理支持时段’写进第7条——因为去年那个躲在走廊哭却不敢找咨询师的，就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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