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北京转学进瑞士苏黎世州一所IB-PYP衔接校——Le Rosey International Middle Programme（非正式校区，属合作教学项目）。说实话，第一天走进教室，我特慌：全班12人，7种母语，连‘借橡皮’都得比划三遍。
真正转折点是开学第三周的‘Peer Feedback Friday’：老师没发练习册，而是把6道代数题分给3组，要求‘必须两人共用一支红笔，轮流圈错、写建议、署双名’。我俩——我和来自巴西的Luca——卡在第4题。他用葡语快速演算，我掏出手机翻译APP核对术语；我画坐标系解释思路，他立刻在草稿纸上补画箭头标注方向。25分钟后，我们交的不是答案，是一张贴满荧光便签的‘思维共生图’。
但真正在意料之外的是后续：第二天午休，Luca拉着三个同学坐到我桌边，推来一叠A5卡纸——原来他们自发复刻了我们的方法，做成‘Co-Edit Cards’，每张印着不同学科的协作话术，比如化学课写‘你测的pH值和我差0.3，要不要重校探针？’。更意外的是，班主任悄悄把这套卡片印成学校资源包，还让我用中文写了版面注释——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的‘语言短板’，竟成了搭建理解桥梁的砖。
当然也踩过坑。第一次小组互评，我照搬国内习惯打√×，结果被Luca轻轻按住笔：‘在Rosey，我们写“如果…会更清楚”，不是“错了”。’ 我愣住——原来‘正向’不是不指错，而是把纠错藏进‘一起升级’的句式里。后来我才懂，瑞士教育法第12条明文要求‘评估必须激活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力’，而同伴文化，就是最日常的落地现场。
现在回头看，那种不靠排名、不拼速度，却让人敢说‘这步我不懂’的安全感，恰恰来自制度性设计：每天15分钟‘Thinking Partner Time’、教师轮值担任‘Process Observer’只记录协作行为不打分、甚至成绩单上单独设‘Collaboration Growth’栏位。它不热血，但像阿尔卑斯山间的清泉——无声，却把每个少年，稳稳托向更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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