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转进温哥华圣约翰书院（St. John’s Academy）七年级那会儿，我以为哲学课就是背‘苏格拉底是谁’——直到第一节课，老师没讲任何定义，只投影了一张照片：冰川融水冲垮公路的新闻图，然后问：‘如果你没亲眼看见，凭什么说这是‘气候危机’，而不是‘异常天气’？证据在哪里？谁在定义‘异常’？’
我当时特慌。GPA 3.6、英语口语还卡壳，连‘evidence’这个词都要想两秒。但更让我懵的是——全班没有一个人举手说‘因为课本写了’。有同学翻出加拿大环境部2023年北极海冰数据报告，有人质疑采样点是否覆盖BC省山区，还有人突然插话：‘老师，如果原住民长者说‘河水变甜是土地在说话’，这算不算另一种证据？’那一刻，我攥着铅笔的手心全是汗，但心里却‘咯噔’一下：原来思考，是可以带刺的。
坑点就在这儿：我以为哲学是‘等我长大再学的奢侈品’，结果它成了入学第一关。2024年9月开学第三周，我的反思日志被退回——老师用红笔圈出三处：‘你用了‘大家都觉得’，但‘大家’是谁？数据来源？时间范围？’那晚我改了四稿，终于明白：加拿大国际初中的哲学启蒙，根本不是教答案，而是给每个孩子一把‘校准思维罗盘’的螺丝刀。
后来才发现，这种训练早渗透进日常：科学课分析疫苗争议时要列‘利益相关方立场表’；历史课对比加拿大《印第安法》原文与原住民口述史；甚至数学建模项目里，老师会追问：‘你设定的变量权重，是基于数据，还是你的预设？’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半年后——我开始习惯在爸妈说‘这事就这么定了’前，轻声问一句：‘我们有没有试过反向论证？’他们愣住，然后笑了。
现在回头看，那堂冰川课不是起点，而是引爆点。它不保证我考上UBC，但让我在申请文书里写出‘我不需要标准答案，我需要追问答案的勇气’——这句话，成了我最终被西蒙菲莎大学IB衔接项目录取的关键句。原来，哲学不是远在云端的思辨，而是加拿大国际初中埋进少年骨子里的‘思考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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