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杭州转学进乌得勒支一所国际初中。说实话,第一天听老师讲‘classroom equity’时,我完全没反应过来——中文里‘公平’是课本里的词,不是课桌边的事。
背景铺垫一下:我英语CEFR只有B1,数学不错但不敢举手;最怕的,是小组合作时总被默认当‘记录员’——而两个荷兰男生自然成了‘发言人’。没人说错什么,可我总觉得胸口堵着一口气。
转折点在2024年3月:我们模拟市政厅辩论,议题是‘校内自行车停放权是否应向低年级倾斜’。轮到我发言时,我脱口而出:‘如果规则只照顾年龄,却不看谁每天多骑20分钟山路来上学——这真的是公平吗?’教室突然安静。老师没打断,反而把我的话写上白板,加了个标签:‘Fairness needs context, not just rules.’
那天放学,我收到一封邮件——老师邀请我加入‘Student Equity Council’,一个由7名学生组成的跨年级小组,负责每学期审核一次班级分组逻辑和展示机会分配表。我没有‘赢’,但第一次感受到:正义不是喊口号,是争取被看见的机制。
坑点我也踩过:第一次提交‘校园包容性提案’时,我把中文思维直译成英文,写‘we should give everyone equal chance’,被同学温和指出:‘Equal ≠ equitable. You’re proposing equity—so name the barrier.’(比如:视力障碍生需要大字版材料,不是所有人‘平等地’拿同一份纸)。我脸红了,当晚重写了三稿,最终提案附上了乌得勒支特教中心提供的无障碍模板截图。
现在回头看,最惊喜的不是进了Council,而是我爸妈视频时惊讶地说:‘你上次主动帮楼下车库大叔调解租客纠纷,用的居然是乌得勒支课堂那套‘倾听-标注立场-共拟方案’……’原来公平意识,早悄悄长出了生活根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