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2月刚到墨尔本Box Hill中学读八年级那会儿，我以为‘好好听课、认真记笔记’就是好学生。直到Week 4的社会课——我们讨论‘社交媒体是否加剧青少年焦虑’，我脱口而出‘肯定有影响，新闻都这么说’，老师Ms. Harper突然停顿三秒，轻声问：‘你读过原始研究报告吗？还是只信了标题？’
我当时脸烧得厉害，手心全是汗。不是因为答错，而是头一回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课堂里，不提问的‘乖学生’，反而最危险。那天放学我在图书馆翻了两小时PubMed摘要，第一次用‘样本量’‘控制变量’这些词写了一段200字反驳稿——虽然最后没交上去，但那个颤抖着打字的下午，成了我思维真正的开学典礼。
坑点就藏在‘习惯’里：我曾把中国式‘标准答案思维’带到科学课实验报告中，坚持写‘唯一正确结论’，结果被批注：‘Evidence shows three plausible interpretations — pick ONE and defend it with your data.’（证据支持三种合理解释——任选其一，并用你的数据捍卫它）。原来在墨尔本，‘不确定’不是缺陷，而是思考的起点。
真正的转折在2023年11月校刊投稿。我分析TikTok算法如何影响本地华人学生身份认同，引用了自己访谈的12位同学录音+教育部《2022数字素养白皮书》数据。编辑Mr. Chen没说‘写得好’，而是递来红笔：‘第3段因果链缺失——是算法推送导致疏离感，还是疏离感让用户更依赖算法？请加反向验证段落。’那晚我改了7版，最终刊发时，署名旁多了一行小字：‘Critical thinking in progress’（批判性思维进行时）。
现在回头看，澳大利亚初中最锋利的教育工具，从来不是教材或考试，而是每一句‘Why do you think so?’和每一次对‘理所当然’的温柔拆解。它不教你怎么赢，而是先问：你准备好了为自己的想法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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