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落地奥克兰的圣心女子中学(St. Catherines College),背包里还塞着妈妈手写的‘每天喝热水’便签——可没人告诉我,最难受的不是时差,而是课间一个人坐在窗边啃三明治,听着周围Kiwi同学用毛利语昵称互相喊‘Bro!’‘Sis!’,而我连‘Yeah, nah’都听不懂。
说实话,前两周我特慌。每周心理课发的情绪温度计(Red/Amber/Green小卡片),我总悄悄翻成Green——直到第三周地理课小组讨论,同桌Luka发现我盯着窗外发呆,默默把画满蕨类植物的笔记本推过来,写:‘Your turn to draw. I’ll wait.’ 就那句话,像一滴温水落进冻住的河面。
后来才懂:新西兰初中不搞‘心理委员’头衔,但每个班都有‘Wellbeing Buddy’朋辈支持者——由高年级学生自愿担任,经校医和教育心理学家联合培训。Luka就是其中一员。他教会我的第一件事,不是英语语法,而是‘情绪信号灯’:Red=立刻找老师,Amber=约Buddy咖啡聊天,Green=主动分享小成就(比如‘今天敢举手问问题了!’)。
坑点在于:我一开始把‘Amber’当羞耻标签,总硬撑。结果某天数学测验失利,缩在操场角落哭,被Luka撞见。他没说‘别哭’,只递来一包本地产的Pascals黑醋栗果冻(他说‘这酸味能让人瞬间清醒’),然后陪我坐在长椅上数云朵形状——那天起,我才真正理解‘朋辈互助’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允许情绪被看见’。
现在回头看,最大的认知刷新是:新西兰的身心健康支持体系,从来不是‘等你崩溃再接住’,而是用毛利语‘Whānau’(家族共同体)精神,把关心织进日常——课表里有‘Buddy Check-in Time’,食堂黑板写着‘今日暖心句:Tēnā koe, you matter’(你好,你很重要)。2024年9月,当我作为新生Welcoming Buddy第一次牵起新来的中国女孩的手时,掌心微汗,却终于懂得:治愈自己的最好方式,是成为别人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