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9月刚进爱尔兰沃特福德国际中学(Water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时,我连‘Resolution’和‘Amendment’都分不清——更别说站在麦克风前用英语辩论‘全球青少年数字权利’了。
背景铺垫很真实:国内公立初中转出,英语口语只敢说‘Yes/No’,GPA中等,没参加过任何模联。但招生官面试时问:‘如果给你5分钟,怎么说服全校支持禁用一次性塑料?’我手心冒汗,却一口气说了3条带数据的建议——那一刻,他们递来MUN校队试训邀请函。
核心经历就发生在2024年3月:我代表‘加纳’在都柏林联合国青年峰会(UN Youth Summit Dublin)做2分钟立场陈述。台下坐着爱尔兰外交部青年事务处官员、6所国际学校教练。说到‘西非沿海社区每年因塑料污染损失2300万美元渔业收入’时,一位评委悄悄点头——后来才知道,那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环境政策课的主讲教授。
坑点真不少:第一次写草案,我把‘Sovereignty’拼成‘Soverignity’,被教练当场圈红;第二次会期误读议程时间,漏掉关键投票环节;最慌的是开幕前一小时,发现UAE代表团‘立场文件’没收到——我们仨连夜重写3页‘替代方案’,靠学校打印机连续工作到凌晨1点。
解决方法特别‘爱尔兰味’:每周三下午3:30-5:00,MUN教练(前爱尔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外交官)开‘红茶辩论工坊’;用‘Taoiseach’s Speech Archive’练即兴发言;校图书馆开放‘Multilingual Draft Hub’,能查12种语言的决议范本。我最后靠‘把每句稿子录成语音+步行听10遍’拿下语感。
现在回头看:MUN不是教你怎么当外交官,而是教会你——在不确定中发问,在差异里共情,在沉默时依然相信自己有话要说。那场峰会后,我主动申请担任校际MUN联络员,帮7名新生改完首份立场文件。原来小外交官,真的从一句‘I move to amend…’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