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进新加坡东陵中学（Dunman High School）国际部那会儿，我真有点心虚——不是因为英语不够好，而是老师第一次布置服务学习任务时，我连‘社区厨房’在哪都不知道。
2024年3月，开学第二周，我们14人小组被分派到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的‘银发食堂’：每周三下午3点至5点，帮长者打包营养餐、读报、教他们用Zoom看孙辈视频。当时我特慌：‘这算学分？还是义务劳动？我家孩子以后真能靠这个申请大学？’
坑点来了——第4次服务日，我迟到了15分钟（以为3:15开始），结果被带教社工当场记录‘缺勤’。更尴尬的是，我随手把老人写的感谢卡拍照发小红书，配文‘体验感拉满～’，当晚就被班主任私信：‘《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第20条禁止未经同意传播服务对象影像与文字。你刚踩了法律红线。’
那一刻脸烫得像煎蛋——原来‘责任感’不是喊口号，是守时、是尊重隐私、是把‘别人’当真实的人，而不是项目履历里的一个标点。
后来怎么补救？三步走：
- 立刻手写道歉信+向银发食堂负责人当面致歉（他们收下了，还给了我一张‘长期志愿者确认函’）；
- 重新设计服务方案：我和组员开发了‘方言语音菜单’（粤语/福建话版），帮听障长者点餐，最后成了校本课程案例；
- 申请教育部‘National Youth Council’认证的‘Youth Action Challenge’学分，7月拿到盖章证书——它被NUS附录在预录取信附件里。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经历让我彻底刷新认知：新加坡国际初中不培养‘乖学生’，而是锻造‘可问责的行动者’。责任不是被要求的，是在迟到15分钟、发错一张图、听不懂一句闽南语时，自己站起来说‘我来改’。
现在回头看，那个慌张的我，比成绩单上的A*更接近教育的本意。
总结建议（按优先级）：
- 别等‘有空’再服务——先签一份《PDPA知情同意书》模板（MOE官网可下载）；
- 所有服务产出必须标注‘非商业用途’，哪怕只是朋友圈九宫格；
- 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小时数，而是你能否把一次‘补救’变成可持续的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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