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转进首尔江南区那所IB授权国际初中的时候,我特慌——不是因为韩语听不懂(学校全英文授课),而是因为社会课作业根本不像国内那样‘找标准答案’。
时间:2024年3月,第一堂《全球公民与冲突》课。老师发下一份关于‘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双语新闻包,要求我们分组完成‘立场光谱图’:左边写支持者的3条实证逻辑,右边写反对者的3条实证逻辑,中间还得标出‘被忽略的第三方视角’(比如在韩中资企业员工的跨境生活困境)。我当时手抖着写了两行就卡住——‘这题……没有正确结论吗?’
坑点就在这儿:我以为‘分析’=‘选边站’,结果第一次小组展示被外教Ms. Park当场温和打断:‘You’re not arguing — you’re mapping complexity.’(你不是在辩论,是在绘制复杂性地图。)那天放学,我在COEX地下书城啃了三本韩英双语社科绘本,才搞懂什么叫‘证据锚定’而非‘情绪归因’。
最震撼的是期中项目:用‘同一事件双时间轴’对比呈现‘朴槿惠弹劾案’。我负责整理2016年10月-2017年3月的主流媒体标题+市民集会横幅语录,发现《朝鲜日报》强调‘宪政危机’,《韩民族日报》聚焦‘烛光民主’,而我在弘大旧货市场淘到的市民手绘小报,竟同时印着‘要宪法!也要泡菜’——原来真实世界从不单声道。
现在回头看,那些曾让我失眠的‘没标准答案’时刻,恰恰是思维韧性的焊接点。上个月和首尔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聊起这个,她笑着说:‘韩国国际课程不训练你成为观点战士,而是训练你成为意义翻译官。’ 我的托福写作从5.5到6.5,不是背了更多模板,是终于敢在‘Some people argue… Others believe… A more nuanced view might consider…’里,写出自己的呼吸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