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转进阿姆斯特丹的International School of Amsterdam(ISA)初中部。说实话,当时我特慌——英文听不懂半句,连‘compost’和‘biodiversity’都得查词典,更别说‘设计雨水收集系统’了。
但第一周,班主任没发课本,而是带我们冲进校园后院:三块木箱、一袋蚯蚓、五公斤咖啡渣……还有张手写任务卡:‘Your classroom has no walls. Your soil is your textbook.’
这就是我‘环境行动力’的起点——不是背《生态学导论》,而是在荷兰湿冷的10月里,蹲在泥地里数蜗牛数量变化,记录不同堆肥方式对菜苗生长的影响。时间:2023年9月—12月;地点:ISA校园东南角生态园;成果:我和小组种出23棵可食用羽衣甘蓝,全部捐给学校食堂。
坑点来了:第一次汇报时,我照着PPT念数据,老师直接关掉投影,说:‘你测量了pH值,但你尝过这片土壤的味道吗?’ 我愣住——原来在荷兰教育里,‘行动力’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建立感官与责任的连接。
后来我主动申请加入‘School Eco-Committee’,牵头把教学楼饮水机旁的塑料瓶回收站改造成互动式碳足迹看板(贴上实时更新的‘本校本周减少塑料瓶:1,427个’)。这个小项目最终被写进我的初中升学推荐信——不是因为我‘成绩拔尖’,而是因为校长写道:‘她让环保从概念长出了根。’
现在回头看,我才懂:荷兰国际初中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教孩子‘保护地球’,而是让孩子相信——‘我动手的地方,就是生态发生改变的第一现场。’ 那片羽衣甘蓝,至今是我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