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拎着印有‘Zurich International School’校徽的帆布包，站在苏黎世郊区的Weinberg社区中心门口——不是来领奖，而是被老师‘安排’参加本学期第一个社区服务日：给独居老人玛丽亚奶奶修剪后院歪斜的葡萄藤篱笆。说实话，当时我特慌：英语刚过B1，连‘pruning shears（修枝剪）’都念不准，更别说听懂她带着阿尔卑斯口音的德语感谢。
这成了我国际初中社会责任感培养的起点。我们学校没有‘志愿时长打卡表’，但每学期必须完成1个本地服务项目+1个跨文化协作任务。比如2023年10月，我和来自加纳、智利的两位同学组队，在苏黎世老城发起‘气候故事地图’行动——用多语言采访12位店主，把他们讲述的‘二十年来的夏季变化’手绘成街区温感图，最后张贴在市政厅走廊。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服务不是‘做完事’，而是‘听见具体的人’。
当然也踩过坑。2024年3月组织校园旧衣回收时，我误以为‘Global Citizenship’就是堆满纸箱的拍照打卡——结果被地理老师指着照片说：‘你没写清衣服最终流向：是捐给苏黎世难民营？还是运往卢旺达学校？责任始于透明，止于模糊’。当晚我冒雨跑遍3家NGO，才确认合作方是‘Swiss Red Cross Refugee Support’，并在下周一晨会直播连线了基加利的接收老师。
真正转折点是去年冬天。我们班发起‘Warm Words for Winter’项目：给日内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实习生写鼓励卡片。当我收到回信里夹着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多语种手抄本复印件，边角还画着小雪人——那一刻忽然懂了：原来全球公民感不是宏大口号，是当别人需要光时，你刚好有一支能写字的笔。今年暑假，我主动申请成为苏黎世‘Youth Civic Mentor’，带新入学的初一学生做社区需求调研。玛丽亚奶奶今年送我的自制覆盆子果酱罐上，贴着张字条：‘To the girl who fixed my fence—and my faith in young people.’
如果你也在纠结国际教育是否‘太理想化’：我的答案很实在——它不教你怎么当英雄，但教会你在修好一道篱笆后，自然想问：下一堵需要修补的墙在哪里？
恭喜您，成功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