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2岁，刚从深圳转学到都柏林的St. Killian’s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说实话，当时我特慌：英语口语结巴，数学常年不及格，连小组讨论都不敢抬头。校长递给我一本橙色册子，封面上印着‘Design Thinking Journey’，旁边画了个手绘灯泡。没人告诉我，这会是我教育观彻底翻盘的起点。
第一周‘同理心实践’作业，是去都柏林Temple Bar区采访5位街头艺人：为什么他们选择不进音乐厅？我攥着录音笔手心冒汗，问完第三位老爷爷（他边调手风琴边说‘观众眼睛亮起来的瞬间，比门票贵十倍’），突然愣住——原来‘问题’不是公式里待解的x，而是人皱眉时眼角的纹路。
但坑点真来了：第二次原型制作，我和组员用纸板搭‘无障碍公交站模型’，被老师当场打回——‘你们没测试过轮椅尺寸！’（细节1：都柏林DART轻轨标准轮椅通道宽76cm，我们按教科书写的80cm做了，差4cm卡死模型）。更沮丧的是期末自评表里一句评语：‘共情力强，但逻辑验证缺数据支撑’——那晚我蹲在厨房翻都柏林交通局2023年报PDF，手指冻得发红。
转机在圣诞前：我们带着改进版模型去了Clontarf社区中心，让6位真实长者试推轮椅。阿德琳奶奶笑着摸模型边缘：‘孩子，你们量对了门框，却忘了老人手抖——扶手要加硅胶凸点！’那一刻我懂了：设计思维不是‘造东西’，是让世界听见沉默的声音。
如今我在做IB物理课题‘校园雨水回收系统优化’，仍习惯先蹲在排水口数雨滴节奏；上周还收到母校邮件：‘你当年的‘扶手凸点’建议，已被纳入都柏林教育局2024无障碍校舍指南第7.3条’。原来最硬核的国际初中价值，早藏在那些没写进成绩单的‘失败’里——它不许诺你变天才，但给你一生拆解复杂世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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