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拖着印着小熊维尼的行李箱,站在米兰国际初中(Milano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校门口——说实话,当时我特慌。GPA刚过3.4,英语课还总被老师点名读错‘leadership’的重音,更别说搞懂什么叫‘service-oriented leadership’。
真正让我愣住的是开学第三天:班主任Ms. Rossi没发作业,而是递给我一张手绘地图,说:‘今天你带5个新生去食堂、图书馆和校医室,顺便记录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没有考核表,没有加分项,但第二天晨会,她真把我的笔记投影出来——用红笔圈出三条:‘找不到洗手液’‘不敢问老师问题’‘害怕午餐排队迟到’。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里的服务,从不宏大,只从‘看见一个人的具体难处’开始。
当然也踩过坑。2024年10月,我组织第一次社区旧书回收,兴冲冲拉来12个同学,在布雷西亚老城广场摆摊。结果下起冷雨,纸箱全泡软,三本《哈利·波特》被雨水洇得字迹模糊……我蹲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一边擦书一边想哭。但导师Marco老师没批评,只掏出手机说:‘拍下来,下周SEL课我们分析“服务中的不可控变量”。’后来我们改做‘流动阅读角’——推二手书车进养老院,老人指着《意英双语诗集》笑:‘终于有人记得,我们年轻时也背过雪莱。’
最意外的成长藏在细节里:学校要求每学期完成15小时‘无痕服务’——不许拍照、不许发社交平台、不计学分。我选了米兰儿童医院陪诊志愿者。有次帮一个不会意大利语的阿尔巴尼亚女孩翻译抽血单,护士长突然握住我手说:‘你刚才用了三个不同比喻解释‘静脉’,比医生说得还清楚。’原来领导力不是站C位,是当别人卡在语言/恐惧/孤独里时,成为那根可依赖的‘翻译绳’。
如果你也以为‘服务型领导力’是墙上标语……别信。它在我每周二下午三点的‘低年级午餐搭档’里,在我帮叙利亚同学补习动词变位时自己重学的六种时态里,在我把‘领导力反思日志’写成意大利语小诗交上去、却被退回重写的羞耻感里——而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日常,悄悄把我从‘怕发言的转学生’,变成了能笑着对新来者说‘走,我带你认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