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13岁的我，在荷兰初一教室里第一次问出‘我的存在对世界有什么意义？’

那年9月，我攥着Utrecht国际初中录取信站在教室门口——GPA不算亮眼，英语口语磕巴得像卡顿的YouTube视频，连‘sustainability’都拼错三次。但真正让我心跳加速的，不是语言关，而是第一节人文课：老师没讲课本，只放了一段鹿特丹港的延时影像，然后问：‘如果这座港口停摆48小时，哪些人会饿肚子？你站在哪条链上？’

说实话，我特慌。以前在杭州读小学，人生意义=考满分+奥数奖状；可在这里，它突然变成一张地图上的坐标点——2024年10月，我和三位同学自发调研乌得勒支市流浪者援助站，发现他们72%的食物来自本地超市临期捐赠。我们把数据做成双语海报贴在校食堂，结果副校长主动邀我们加入‘校园零废弃委员会’。

当然也踩过坑：坑点1：以为‘个人成长’是虚词——直到我在海牙联合国儿童权利日活动中被追问‘你为难民孩子做过什么具体事？’，哑口无言。坑点2：用中文思维写反思日记，老师批注：‘你描述了行为，但没写出你和那个叙利亚女孩对视时，心为什么会跳快两拍。’

后来我学会三件事：1每天记录1个‘微连接’（比如帮邻居奶奶修Wi-Fi，她教我做苹果派）；2把大问题拆成可行动的小切口（‘改变世界’→‘本周给校刊写1篇食物浪费调查’）；3接受‘意义感’是流动的——就像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水，你看不见源头，但知道它终将汇入大海。

现在回看，最珍贵的不是成绩单，而是那个在代尔夫特理工开放日蹲在风洞实验室外，和印尼同学讨论‘如何让台风预警提前4小时’的下午。原来所谓‘连接更大世界’，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让每一次心跳，都听见别人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