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韩国读国际初中后，开始主动提问而不是等答案？

那年我13岁，从北京转学进首尔江南区的Gyeonggi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GIMS），开学第一天就被要求用韩语+英语双语写一份‘我想挑战的3个问题’——不是作业题，是贴在教室白板上的公开提问墙。

说实话，当时我特慌。在国内初中，老师问‘这道题选A还是B？’，我背熟公式就能答；可在这里，班主任指着窗外飘着细雨的汉江说：‘如果河流污染加剧，我们学校能做什么？请你在本周内和2位不同国籍同学组队，设计一个可行方案。’

我卡住了。不是不会算浓度，而是第一次被逼着想‘为什么问这个’‘谁会受影响’‘我的立场是什么’。那天放学路上，雨没停，我心里的雾也没散——原来‘思考’不是解题步骤，而是每天睁眼就要启动的默认程序。

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10月的‘跨文化伦理辩论周’。我抽到辩题：‘AI批改作文是否该取代人类教师？’。准备时我发现，光查技术参数没用，得先访谈3位韩国本地语文老师、翻阅首尔教育厅2023年《AI教育试点评估报告》、甚至对比了仁川一所公立初中的手改作文样本。最终陈述时，我没说‘我认为不该’，而是展示了一张对比图：韩国学生作文里高频出现的‘孝道隐喻’，AI系统错误标记为‘逻辑跳跃’，但实际是文化表达差异。

那一刻我懂了：国际初中的核心思维，根本不是‘更快解出正确答案’，而是‘在信息混沌中锚定问题本质，在多元视角里守住思辨坐标’。它不教我‘知识是什么’，而是反复训练我‘知识为何成立’‘谁定义了它的边界’。

现在回看，最珍贵的不是IB MYP成绩单上的A，而是去年冬天——当我发现校方计划取消每周1节的‘社区问题工作坊’，我牵头联名写了韩英双语建议信，附上首尔大学青少年发展中心近三年调研数据。校长没立刻答应，但约我喝了两次大麦茶，认真记了7条笔记。那种‘我的疑问值得被听见’的笃定，比任何分数都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