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温哥华St. George’s School门口,手里攥着刚签完的学费支票——3.8万加元/年。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只有一句话:‘这钱花得值吗?’ 我是典型的第一代国际初中家长:英语勉强能读通知,对IB MYP课程一窍不通,只想着‘把孩子送进好学校,别出事就行’。
转折发生在开学第三周。儿子回来说:‘妈妈,老师让我爸下周去讲中国春节怎么用数学设计红包尺寸……’我愣住了——不是家长会,不是义工签到表,而是被邀请参与课程设计本身。那一刻我才发现,这里没有‘消费者反馈表’,只有‘共建者邀请函’。
坑点真不少。第一次参加Learning Community Night(2024年10月),我按国内习惯提前10分钟到,结果发现校方发的《共建协议》第4条写着:‘所有家长提案须经跨年级教师小组+2名学生代表联合评审’。我当时特慌:连术语都听不懂,怎么提?更扎心的是,我提交的‘增设中文母语支持课’建议,被批注‘未提供本地化课时测算依据’——原来,在BC省教育部框架下,每门新增课都要匹配学分银行编码。
我的破局动作很土:每周三下午蹲在图书馆抄老师教案;报名参加UBC教育学院的‘Parent as Co-Designer’免费工作坊(2024年11月起,共6期);最关键的是,拉着隔壁班三位华裔家长组了‘MYP Math母语转化小组’,用三个月把九年级统计单元案例全换成温哥华唐人街客流数据。今年3月,我们的教案被纳入学校教务处年度创新资源包——编号MYP-BC-2025-047。
现在翻看手机相册,最新一张是上周五:我和儿子并排坐在阶梯教室,投影上滚动着我们共同修订的‘社区水资源调研项目’日历——他负责采访列治文湿地保护员,我负责对接大温哥华水务局的数据接口。没有‘交钱了事’的轻松,但有种踏实:孩子学的不只是知识,而是如何在一个真实系统里,把声音变成行动力。
给同路家长的3条硬核建议:
① 别等学校发‘家长意见箱’——主动预约教学主管,说‘我想了解您课程设计中哪一环缺家长视角’;
② 把‘英语不够’变成优势:用中文整理孩子作业里的文化盲点,反向输出给外教团队(我们靠这招拿到了2025春季校本教材修订席位);
③ 记住加拿大公立教育法第12条:家长不是服务接受方,而是教育权共治主体——你的签名,和校长的一样有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