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转进爱尔兰都柏林的St. Columba’s College国际初中部。说实话,第一次被英语老师叫去办公室问‘要不要牵头办“我的祖国日”展览’时,我特慌——连PPT都做不利索,更别说协调12国同学了。
但老师没给我拒绝机会:‘这里没有“小观众”,只有策展人。’2024年9月第三周,我们7个七年级学生真的成立了策展小组——没有老师主导日程,连海报文案、展区动线、甚至爱尔兰校长致辞稿的初稿,都由我们轮值撰写。最惊险的是布展前夜:中国剪纸区缺胶枪,印度同学临时用学校厨房的糯米糊粘好了窗花。
坑点来了:我最初想‘按国籍分区’,结果土耳其同学说‘我们更想和北非伙伴合展伊斯兰几何纹样’;德国组拒绝用国旗背景板,坚持用黑红金三色陶土手作。当时我觉得‘太难控场了’,直到历史老师轻点一句:‘文化不是标签,是流动的对话。’
我们紧急调整方案——取消国家分区,改设‘味觉地图’(各国同学带传统食材/香料)、‘声音角落’(自录方言童谣)、‘手艺工作坊’(每人教一项非遗小技)。开幕当天,爱尔兰本地小学的孩子们蹲在叙利亚面点摊前学捏橄榄油面包,而我的焦虑,早被日本同学递来的抹茶团子化掉了。
这场展览后来被爱尔兰教育部纳入‘多元校园实践案例库’,但我记得最清的,是布展完瘫在礼堂地板上,吃着西班牙同学分的橄榄,看投影里跳动的蒙古长调MV——原来所谓‘领导力’,就是允许自己笨拙,却始终信任他人手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