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转入杭州一所国际初中读G8。老师宣布‘科学博览会’启动时,我正为做不出电路板发愁——连万用表怎么测电阻都搞不清。说实话,当时我特慌,生怕拖小组后腿。
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1月:我们小组选题‘用藻类生物膜净化微塑料污水’,灵感来自我在荷兰交换家庭的爷爷——他在代尔夫特理工教环境工程。他没帮我们写报告,但寄来三包荷兰实验室废弃的螺旋藻菌种,还手绘了培养皿分层图。2024年3月校内展,我的展板贴着阿姆斯特丹水道照片、真菌丝电镜图和自制pH滴定卡,连老师都凑近问:‘这数据……真是你们测的?’
坑点来了:布展前夜,我才发现校方提供的‘无菌操作台’其实是改装的烘焙柜台,紫外线灯功率不足。更糟的是,荷兰合作校要求视频答辩必须含双语字幕,而我交的英文稿里把‘biofilm’拼成‘biolfilm’,差点被取消资格!(当时血压飙升,手抖着改了17遍)
补救动作超具体:第一,联系杭州浙大附中生物科技社借到便携式紫外强度仪(编号UT-2023-B7),现场重测并记录;第二,连夜用CapCut自动生成字幕,再逐句核对荷兰语翻译——对照莱顿大学官网《Microplastic Glossary》修正术语;第三,把爷爷寄来的藻种瓶贴上‘Delft Lab Legacy’手写标签,意外成了评委最爱拍照的视觉焦点。
最惊喜的不是拿金奖,而是阿姆斯特丹国际学校校长Mr. Van Dijk在闭幕式说:‘这个中国孩子的项目,让我想起1998年我在代尔夫特做的第一个微藻实验。’三个月后,他们开放暑期微藻工作坊名额——我成了唯一受邀的非荷兰籍初中生。原来所谓‘国际视野’,从来不是PPT里的世界地图,而是你敢把爷爷的旧实验本、自己烧坏的第三块Arduino板、还有那张写着‘biolfilm→biofilm’的橡皮擦屑,全都摊开在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