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澳大利亚初中公共卫生项目，从校园测体温开始走向社区健康宣讲？

说实话，2023年9月刚入读墨尔本卫斯理学院（Wesley College）国际初中部时，我完全没想过‘公共卫生’会变成我的日常——直到第一次被老师点名，在食堂门口给同学量体温、发洗手液贴纸。

背景铺垫很简单：GPA 3.4，英语课常靠字典查‘epidemiology’，连‘hand hygiene compliance rate’是什么都得重听三遍。但学校竟真把‘校园健康促进’列为必修实践模块——不是讲座，是实操：我们小组负责设计一份《课间眼保健操执行改进方案》，还用平板统计了三天各班完成率（数据居然被校医直接提交给维州教育部！）。

转折发生在2024年3月。我报名了学校与Footscray社区中心合办的‘Kids for Health’项目——原本只想凑满服务学时，结果被分到儿童肥胖干预小组。第一次进社区中心，我说错‘portion control’，澳洲本地孩子笑着纠正我；第二次带他们画‘彩虹餐盘’，一个越南裔女孩悄悄塞给我手绘的双语食谱卡片。那天回家路上，我手机备忘录里多了一行字：‘原来公共卫生不是PPT里的曲线图，是孩子攥着你手指说“下次教我妈做这个”’。

坑点也真实得扎心：① 以为‘社区健康’就是发传单——结果首周因未报备活动被中心工作人员叫停；② 用中文草拟问卷想调研亚裔家庭饮食习惯，被导师指着批注：‘请先取得伦理审查代码（HREC ID）’；③ 最尴尬的是在Bourke Street快闪健康操，我跳错节拍，视频被本地TikTok账号@MelbHealthTeens转发，播放量破2万……但奇迹发生了：维州卫生厅教育组主动联系我们，邀请把教案改编成双语教师手册。

现在回头看，这段经历刷新了我对‘国际初中’的认知：它不只教语言和分数，更用真实社区场景倒逼你建立专业敏感度——比如听出老人抱怨‘药费太贵’背后是医保覆盖盲区，或从孩子挑食看出移民家庭饮食文化断层。如果你也总担心‘基础弱不敢碰专业实践’，我想说：我的第一次健康宣讲稿，改了7版，最后一版是和社区奶奶们边喝茶边口述录音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