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陪女儿入读墨尔本St. Catherine’s College初中部（2023年2月注册），她刚满12岁，英语还在啃《Harry Potter》简易版。说实话，我根本没想过——半年后她会在晚饭桌上突然问我：‘妈妈，如果看到同桌抄作业，不告诉老师算不算共犯？’
当时我愣住了。不是因为问题难，而是——这语气、这措辞、这种把道德困境当日常议题来拆解的习惯，和我在北京海淀国际部见过的‘背校训喊口号’式德育，完全不是一回事。
核心经历：一场‘伦理听证会’课（2023年5月）
全班模拟‘发现同学篡改科学实验数据是否上报’，她被分到‘伦理委员会’角色。老师不给标准答案，只递来三份材料：维多利亚州教育局《学生行为守则》第7.2条、学校过往3起类似案例处理记录、一篇《The Age》刊发的青少年诚信研究。她回家反复比对，手写2页分析草稿——那是我第一次见她为‘对错’查法规、引媒体、析数据。
- 坑点1：误以为‘伦理课=思想品德课’ → 初期让她死记‘尊重、责任’定义，结果小组讨论时全程沉默（2023年3月第2周）
- 坑点2：忽视校本伦理评估权重 → 她首份‘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因未引用学校《Wellbeing Framework》附件C被退回重做（2023年4月11日）
解决方法很实在：带她翻遍学校官网‘Ethics Curriculum’专栏，打印出每学期3个核心议题对应的法定依据+校规条款+本地案例；更关键的是——每周六早茶，我们用澳洲《ABC Kids News》真实事件练‘立场陈述’（比如2023年9月墨尔本中学AI作业争议，她坚持‘禁用工具不如教判断’）。
现在她书包里常备两样东西：维州教育部《Student Rights Handbook》缩印本，和一枚自己刻的木质书签，上面烫着小字：‘Question the rule. Not just foll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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