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2岁,刚从上海转学到佛罗伦萨一所IB-PYP认证的国际初中。说实话,开学第三周,我就懵了——不是因为意大利语听不懂,而是因为道德课上老师突然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最好的朋友偷拿了图书馆的书,还求你别告诉老师,你会怎么做?’
全班静得能听见窗外阿诺河的水声。没人举手。我当时特慌:这哪是考试题?这分明是灵魂拷问。
后来我才懂,这不是‘考伦理’,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伦理练习:午休时发现同学用AI写科学报告,老师没点破,只在小组讨论里抛出‘原创性对学习的意义’;艺术课上有人抄袭构图,老师带我们对比两幅作品,不批评人,只问‘你觉得作者想表达什么?如果换作你,会怎么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追问的习惯。
最戳我的一次,是2024年10月的‘社区伦理日’:我们分组走访圣十字广场周边的老年公寓,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和老人一起设计‘公平使用公共长椅’的规则。有位92岁的Nonna Maria说:‘你们年轻人总想快点给出方案,但公正的第一步,是先听清谁的声音没被听见。’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伦理判断力,原来是在真实关系里长出来的肌肉,不是背下来的教条。
回看这一年,最大的转变不是意大利语过了B1(其实第一次口语测试只拿了62分,老师却给我写了整页反馈),而是我开始下意识地问自己:‘这个选择,会让我更相信自己,还是更依赖别人给的答案?’现在每次看到新闻里的争议事件,我不急着站队,反而会翻出当时的课堂笔记——那上面画满涂鸦的思维导图,比任何分数都沉甸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