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我12岁，拖着印着小熊维尼的粉色行李箱，独自坐上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轻轨——第一次离开爸妈超48小时。说实话，当时手心全是汗，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是妈妈录的语音：‘别怕，荷兰老师会等你开口说完三句话。’
刚进Utrecht International Junior School的第一周，我就在数学课上哭了出来。不是因为题难——是小组讨论时，同学说‘Can you repeat slower?’ 我点头说OK，转身就憋不住了。荷兰老师没递纸巾，而是把我带到‘Emotion Corner’（情绪角）：一面蓝墙，三个手绘图标——?️呼吸瓶、?感受日记本、⏱️90秒暂停沙漏。她说：‘在这里，难过不用立刻消失，但你要先认出它叫什么。’
真正转折点在2024年11月——我因‘课堂发言焦虑’连续三天躲进图书馆阁楼。辅导员Lotte女士没谈成绩，带我做了三次‘情绪拆弹实验’：用彩色磁贴把‘怕被笑’‘怕说错’‘怕没人听’贴在白板上，再逐个配对荷兰学校的应对工具。比如‘怕被笑’→启动‘错误勋章’机制：每周主动犯一个可复盘的小错，换一枚手绘勋章（我集齐7枚后，第一次举手回答生物课问题，声音没抖）。
最扎心的坑是‘情绪被当软弱’。有次我在小组项目里说‘我现在需要安静10分钟’，荷兰同学愣住问：‘You’re not okay? Do we need a teacher?’——原来他们习惯了把情绪表达视为责任而非缺陷。后来我才懂：这里的系统培养，不是教我‘忍’，而是给我一套可操作的‘情绪说明书’：什么时候该用呼吸瓶？何时需启动暂停沙漏？哪些话能安全说出感受？
现在回头看，那些躲在阁楼的日子没白费。去年期末，我主动申请成为‘Peer Emotion Buddy’（同龄情绪伙伴），给新来的中国学生带‘呼吸瓶体验包’。上周，我妈妈视频里笑着说：‘你现在说话前会深呼吸三秒——这比考A+还让我安心。’嗯，原来情绪调节能力不是长成一片云，而是长出一副能撑住自己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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