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杭州公立初中转进新加坡UWC东南亚学院（UWCSEA）东校区的Year 8。第一次上Humanities课，老师把一张新加坡地铁图投在白板上，问：‘这张图隐含了哪些权力关系？谁被看见？谁被省略？’
我当时特慌——这不是地理题吗？怎么还要‘解构’？我悄悄翻了下同桌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政府规划逻辑’‘组屋分布与族群政策关联’‘未标注的地下排水系统象征治理可见性’……说实话，那一刻我连‘象征’这个词都打怵。
转折发生在2023年10月——我们小组做‘小贩中心文化保护’项目，我坚持用‘游客满意度问卷’当核心数据。导师Ms. Tan没否定，却递来2002年《海峡时报》一篇报道：‘摊主二代不愿接班，空置摊位三年涨47%’。她只说一句：‘你的问卷在问‘喜欢什么’，但现实正在回答‘还能存在多久’。’那天放学，我在裕廊东MRT站啃着咖椰吐司，第一次意识到：批判性思维不是‘挑错’，而是在别人提问前，先拆解问题本身的地基。
坑点来了：2024年初我交第一篇IB MYP论文，写‘新加坡填海是否可持续’，全篇堆砌环保NGO数据。反馈回来只有两行红字：‘你引用了12个‘应该’，但没出现1个‘我观察到’。请重写，附3张你亲自拍的滨海湾滩涂照片。’原来‘证据链’不是查资料，是让自己成为证据发生现场。
我的解决路径很土：每周三放学后跟环境科学组去樟宜尾滩涂记录水文（带GoPro拍潮间带生物），每月用Canva做‘数据故事海报’贴教室墙；还逼自己每读1篇新闻，必须手写2个追问（例：‘这条政策受益人是谁？谁的成本没被计入？’）。2024年9月提交终稿时，Ms. Tan在我论文末批注：‘现在，你开始用眼睛思考了。’
现在回头看，新加坡国际初中的‘批判性训练’根本不在课堂辩论里——而在所有学习任务都强制包含‘反思日志’环节（占总分25%），在每份作业要求明确写出‘我质疑了哪个前提’‘我的结论可能忽略什么变量’。它不教你怎么聪明，只反复训练你：对确定性保持警惕，才是思考真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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