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深圳转学到曼彻斯特的St. Mary's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说实话,开学第一周我就特慌——不是因为听不懂课,而是因为亲眼看见:同班的尼日利亚裔男生Jude被老师当众质疑‘抄了白人同学的答案’,而对方正笑着把作业本推过去。
那天放学后,我攥着写满涂改的便签纸冲进校长办公室。没有模板、没背稿子,只有一句:‘Jude上周病假三天,他的数学笔记全是空白——可老师说他‘答案和Alex一模一样’。但Alex的作业里有两道错题,Jude全对。这公平吗?’
校长没打断我。两周后,学校启动‘偏见觉察工作坊’,我成了学生代表之一。更意外的是,我们推动的‘匿名作业提交制’在2024年9月正式推行——所有数学作业先由助教统一分发编号,再交至教研组盲评。
当然也踩过坑:2024年10月,我提议在校报发‘校园公平观察专栏’,结果被编辑否决,理由是‘太敏感’。我当时超沮丧,连着三天没碰电脑。后来在社区图书馆翻到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出版的《School Equity in Practice》,照着案例写了封邮件给副校长——附上3所英美国际校已落地的同类栏目截图。第三天,她约我喝下午茶,说:‘你不是在提意见,是在建桥梁。’
现在回头看,那场看似微小的对话,是我第一次用语言去‘校准’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它不宏大,却真实:公平不是等待被赋予的权利,而是你踮起脚、开口时的音量和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