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拎着印着小熊维尼的旧书包,站在博洛尼亚郊外一所国际初中的礼堂门口——台下坐着来自12个国家的同学,而我要用刚学了三周的意大利语,介绍中国端午节的龙舟和咸鸭蛋。说实话,手心全是汗,膝盖发软,声音抖得像在演默剧。
这个‘跨文化理解’项目不是走秀:每周二下午,我们混编成小组,用目标语言互教一道家乡菜;每月一次‘偏见快问快答’,比如‘你第一次听说意大利人只吃意面时,信了吗?’——我当场举手:‘我信了!直到在摩德纳超市看见他们买冷冻饺子……’全班爆笑,连严肃的Lorenzo老师都扶额笑出声。
但真正的转折点在2024年10月17日:我负责带队做‘中意家庭日’活动,结果因翻译软件崩了,把‘糯米’说成‘黏土’,把‘屈原’念成‘屈—羊’。现场家长一脸懵,我当时特慌,脸烧得能煎蛋。可一位罗马奶奶轻轻拍我肩:‘Ragazza, sbagliare è il primo passo per parlare bene.’(姑娘,犯错才是说好的第一步)——那一刻,我突然懂了:这个项目要的从来不是‘说对’,而是‘敢说’。
后来我才明白,意大利教育里藏着温柔的‘容错机制’:不打分的语言展示、无观众的双语戏剧排练、甚至允许用涂鸦+单词卡完成跨文化报告。它不逼你完美输出,却悄悄把‘害怕开口’这堵墙,一砖一瓦拆成了通往彼此的桥。
现在翻相册,看到我和阿尔巴尼亚男生用折纸鹤拼出‘Bologna + Beijing’字样,仍会鼻酸。那些磕绊的发音、手舞足蹈的比划、还有意大利同学认真记下‘粽子=Zongzi, not ‘zombie’’的笔记——原来‘跨文化理解’最深的课,是教会我:笨拙,也可以是一种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