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爱尔兰读国际初中时，每周都盼着见我的Tutor？——一个被‘盯得紧’却悄悄上岸的13岁故事

那年我13岁，从深圳转学去爱尔兰都柏林的St. Columba’s College读Year 9。GPA不算亮眼（82/100），英文写作常被老师圈出‘too direct’，第一次课堂展示还忘词，脸烫到耳根——说实话，当时我特慌：这里真会有人‘看见我’吗？

答案藏在每周二下午3:15的‘Tutor Room’里。我的Tutor Ms. O’Sullivan不是班主任，也不是学科老师，而是专属于我的‘成长锚点’：她记得我提过妈妈是中医，就在我生物课报告选题犹豫时，轻轻推来一本《Traditional Medicine in Irish Primary Care》；她发现我总在数学测验前咬指甲，在第三次模拟后递来一张手写卡片：‘Your process matters more than the mark. Let’s map it.’（你的过程比分数重要。我们来拆解它）。

但‘被关注’不等于没踩坑。第一次Tutor会议，我按中国习惯带了笔记本和问题清单，结果她笑着合上我的本子：‘We talk first. Notes come after.’ ——原来‘导师制’不是单向汇报，而是双向对话。而真正转折发生在2024年11月：我因焦虑回避小组作业，Ms. O’Sullivan没批评，反而邀我一起修改同伴反馈表，并用都柏林大学教育学院的‘Self-Regulation Wheel’工具，带我画出情绪→行为→策略的闭环。

奇迹发生在我Year 10期末——我主动申请做‘Peer Tutor’帮新来的亚洲同学适应口语课堂。不是因为突然变强，而是三年间52次一对一Tutor会议教会我的事：个体成长，从不需要‘赶超别人’，只需要有人蹲下来，和你一起看清自己的节奏。

现在回头看，爱尔兰国际初中的导师制，不是‘多加一个人管你’，而是把教育拉回‘人’的尺度：每周25分钟，不查进度、不催成绩，只问‘这周，哪件事让你眼睛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