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9岁,刚随父母从布鲁塞尔搬到都柏林——家里说荷兰语、法语和中文,英语是第四门‘日常工具’。说实话,当时我特慌:怕听不懂老师讲的《The Giver》,怕在小组讨论里插不上话,更怕被当成‘怪小孩’。
但开学第三周,班主任Ms. O’Sullivan把我叫去办公室,笑着说:‘Lena,你刚用三种语言解释‘metaphor’,全班听得比我还明白——下周带小组做跨语言修辞对比,行吗?’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不是‘我得多学一门英语’,而是‘我的多语言脑子,本来就是超能力’。
后来才发现,爱尔兰国际初中(如Blackrock College Junior School & Loreto Abbey Dalkey)有套特别的设计:语言课不考拼写排名,而用‘多语词典共建’任务代替——我们用中文写‘wind’的意象(风/风骨/风向),用法语补充‘vent’的隐喻层次,再用英语整合成课堂海报。2024年10月,我带队做的《Three Tongues, One Poem》项目,还被纳入学校SEL(社会情感学习)校本课程。
当然也有坑:坑点1:刚转学时,我以为‘流利英语=能接梗’,结果在历史课笑错时间——老师讲‘Cromwell’s landing in 1649 was…unexpected’,全班沉默两秒突然爆笑,我懵着鼓掌。复盘才懂:爱尔兰幽默依赖语境留白+历史共情,这不是语法问题,是文化解码力。解决方法:每周跟本地寄宿家庭看一集《Derry Girls》,边看边记‘笑点时刻表’,三个月后我能预判全班第几次笑。
现在回看,真正适配国际初中的,从来不是‘英语最好’的孩子,而是愿意把母语当翻译器、把方言当彩蛋、把沉默当思考间隙的人。如果你家孩子也能用三种语言说‘我饿了’,别急着补习雅思KET——先带他去都柏林Temple Bar听街头艺人用盖尔语唱《Danny Boy》,那才是真正的入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