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9月刚落地都柏林时，我连‘公民教育’四个字都念不顺——只觉得是校规手册里那段印得特别小的英文。
背景铺垫很真实：我在国内普通公立初中，成绩中上（年级前30%），英语口语磕磕绊绊，最怕当众发言。选爱尔兰，是因为它‘不卷但重实践’的口碑，更因为Clonard College开放日那天，一位13岁女生正站在礼堂中央，用流利英语向校长团汇报她牵头的‘校园零废弃午餐计划’——而台下坐着的，是真正会投票决定是否拨款的教师-学生联合委员会。
核心经历就发生在2024年3月：我们班被分配到都柏林南部Parkview社区做服务学习项目。我本只想‘完成任务’，可第一次走访独居老人Mrs. O’Sullivan时，她指着后院荒废的菜圃叹气：‘这里曾种出全街最甜的覆盆子……现在连泥都板结了。’那晚我失眠了——不是担心作业，而是突然意识到：没人给我发任务清单，但眼前明明有事可做。
坑点拆解也很扎心：① 第一次提案被驳回——因没算清都柏林市议会要求的土壤安全检测费用（€280）；② 联系本地园艺社求助时，误把‘volunteer coordination’理解成‘帮忙搬土’，结果带着5个同学干了一天白工；③ 最尴尬的是，在校务会上用‘we should…’开头陈述，被老师当场温和打断：‘Ciarán，这里是共建会议，请用“I propose…”或“We co-designed…”——你的声音是决策主体，不是建议消费者。’
解决方法全是‘小动作’：翻出学校共享盘里的《Student Initiative Starter Kit》，对照Checklist逐项补材料；约教生物的Ms. Ní Dhomhnaill喝下午茶，求她带我们见市政厅青年事务官；最关键的——把‘我要’换成‘我们如何共同…’。4个月后，‘Root & Rise’菜圃落成，7位老人成为常驻导师，我的名字和他们的手写签名一起，刻在校门口新立的铜牌上。
现在回看，所谓‘从消费者到建设者’，根本不是宏大口号：它是Mrs. O’Sullivan递来第一株覆盆子苗时掌心的温度，是市政厅盖章文件上那个小小的、属于我的签名位置，更是当学弟问我‘怎么敢提方案’时，我能笑着指指铜牌说：‘你看，这里留着空白——就等下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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