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杭州转学到荷兰乌得勒支一所IB初中。说实话,第一天就懵了——不是因为语言,而是因为课堂。
老师让我们分组讨论‘公平是否等于平均’。我刚说‘我觉得资源该按需分配’,坐在对面的Lars直接摇头:‘错!公平就是每人一份,多一分都不行。’我脸一下烧起来,手心冒汗——在国内,没人会这么直白地当面否定你。
后来才懂:这不是冒犯,是荷兰教育里刻进课表的‘respectful disagreement’(尊重式异议)。他们不教‘怎么说服别人’,而教‘怎么听懂反对声音里的逻辑支点’。2024年10月,我鼓起勇气主动申请主持一次辩论课,选题是‘校服该不该强制’——全程用荷兰语提问、记录不同观点、不做评判总结。下课时老师悄悄递来一张纸条:‘你让全班第一次听见了沉默者的理由。’
最大的转折在2025年2月。我们年级做跨文化项目,我和来自摩洛哥、巴西、格鲁吉亚的三个同学组队。方案初稿被老师退回三次——不是内容差,而是‘所有人的观点都写成了折中结论’。最后我们改了策略:每人独立写‘我最不能妥协的1个立场’,再贴在教室白板上,用彩色便签标注‘哪里共鸣’‘哪里分歧’‘为什么重要’。那天放学前,白板密密麻麻,像一幅价值观星图。
现在回头看,真正让我蜕变的不是‘学会包容’,而是终于明白:包容不是压下自己的声音,而是给彼此留出发声的空间。去年家长会上,我妈看着我展示的‘观点墙’照片,喃喃说:‘你好像……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对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真正的多元理解,始于允许世界有多个正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