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9月刚进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NYGH）国际部初中班时，我全程缩在教室最后一排——不是害羞，是听不懂同学们聊‘kiasu’和‘makan’，更听不出玩笑里的善意还是调侃。那时我觉得‘尊重不同’就是不说话、不冒犯，直到第一次小组合作翻了车。
我们六人组要做‘校园水资源调研’，印尼同学Aisha提出用清真厨房水龙头做样本，本地马来同学Danish立刻摇头：‘那是wudu区，不能碰。’我当时懵了，只机械记下‘别碰’，却没问为什么。结果报告交上去，老师红笔批注：‘数据客观，但缺失文化语境——同理心不是回避冲突，是读懂沉默背后的信仰分量。’
那次之后，我开始‘笨拙练习’：午餐时坐到不同国籍桌边；主动问‘你家乡下雨像新加坡这么急吗？’而不是‘你们国家穷吗？’；甚至鼓起勇气约缅甸同学Thiha聊她逃难经历——她说‘你说‘我理解’，不如说‘这一定很难熬’。原来同理心不是替别人感受，是先松开自己的判断绳索。
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3月：学校组织‘Chinatown Empathy Walk’。我和三位国际生被分配陪一位78岁福建籍阿嫲卖炒粿条。她不会英文，我用刚学的闽南语‘食未？’打招呼，她突然笑着递来一勺热汤——那一刻没有翻译器，只有汤勺传来的温度，和她眼睛里闪过的光。原来跨文化理解的起点，从来不是知识，是愿意俯身靠近的勇气。
现在回看，同理心不是天赋，是新加坡给我的日常作业：在小印度闻香料时学辨认清真标识，在武吉士跳蚤市场讨价还价时记住‘tak kisah’（没关系）背后的文化松弛感。它不写在成绩单上，但已刻进我每次开口前的三秒停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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