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4年2月刚入读奥克兰圣心学院(Sacred Heart College)国际初中部时,我特慌——全英文课堂、陌生的文学分析框架、连‘iambic pentameter’都得查三次词典。
但转折点来得特别快:第三周英语文学课,老师Ms. Ropati让我用中文对比《The Lottery》和鲁迅《药》的集体暴力隐喻。她边听边点头,下课直接说:‘你讲得比教参还透,下周带小组做双语意象图谱吧!’——那天我攥着粉笔手心全是汗,却第一次觉得‘中文母语’不是要藏起来的短板,而是教室里闪闪发光的钥匙。
坑点真不少:我曾误以为‘Language & Literature’就是练英语,结果第一次essay写完交上去,老师批注:‘Where’s your Mandarin literary lens? This isn’t ESL.’(你的中文文学视角呢?这不是ESL课);还有一次,我用《诗经》‘兴’的手法分析诗歌节奏,被同学质疑‘这算不算作弊’——原来他们从没想过母语能成为学术支点。
我的补救三步走:① 主动预约每周15分钟‘母语迁移咨询’(学校免费,就在图书馆二楼quiet room);② 把《论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翻译成英文并标注文化负载词;③ 和中文老师合作开发‘双语修辞对照表’(比如‘借代/metonymy’‘通感/synesthesia’),现在全班都在用。
最惊喜的是意外收获:5月学校把我的中英双语诗歌分析录进‘Global Voices’校本资源库;6月更收到Te Papa国家博物馆青少年策展实习邀请——因为他们看到我在作业里用‘敦煌变文’解构殖民叙事,说‘这正是我们想培养的跨文化思辨力’。
如果你也担心中文底子‘拖后腿’:别删掉它,把它焊进你的学术骨架里。在新西兰,老师不期待你变成‘另一个本地人’,而是想看见你带着长江与恒河的水,去浇灌南半球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