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转进新加坡东陵中学（Dunman High School）初中部IB-MYP班。第一次社会课讨论‘社交媒体是否加剧青少年焦虑’，老师点名让我陈述观点——我脱口而出：‘抖音让我睡不好，所以它有害。’话音未落，Mr. Tan停下板书，转过身，轻声问：‘你有数据支持这个因果关系吗？还是这只是你的个人体验？’
说实话，当时我特慌，脸烧得厉害，手心全是汗。全班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嗡鸣。那一刻，我不是被批评，而是第一次意识到：‘我觉得’不等于‘我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质疑性启动’——MYP课程里每节人文课的标配。2024年10月，我在校图书馆翻到《Critical Thinking in Singapore Schools》小册子（第7页印着MOE官方教学指引），才明白这不是刁难，是训练。我开始记录每天接收到的3条信息来源：WhatsApp群、Instagram帖子、学校晨会广播，并强制自己追问：‘谁发的？证据在哪？有没有相反案例？’
最真实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11月。校方发布‘禁用AI写作业’通知，我本能地转发吐槽到朋友圈。但当晚重读时突然停住——通知附件里其实附了AI辅助学习白皮书（NIE 2024版），明确区分‘代写’与‘思维脚手架’。第二天晨会上，我举手说：‘老师，我建议把白皮书第3页‘提示词设计范例’放进学生手册。’教室里掌声响起时，我没看分数，只觉脊背挺直了一寸。
现在回头看，新加坡初中最珍贵的不是双语成绩单，而是教会我：**批判性思维不是拆解别人，而是先给自己的想法上一道‘证据安检门’**。去年寒假，我帮妈妈辨伪一条‘新加坡牙科新规’谣言——查了MOH官网原文+比对2023年旧政，确认是自媒体拼接信息。她笑着塞给我一盒Kaya吐司：‘原来我的女儿，已经学会不急着站队，先打开链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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