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23年9月,我13岁,刚转进苏黎世州一所国际初中。课桌上的德语标签、午餐时听不懂的玩笑、小组作业里没人主动加我——前两周,我以为只是‘语言慢热’。
第三周,事情变了:有人把我的科学报告塞进垃圾桶还拍照发群;课间突然被围在储物柜旁问‘你到底从哪个穷国来的’;更糟的是,班主任说‘孩子们需要时间适应’,只让我‘再观察一周’。
说实话,当时我特慌——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怕被当成‘太敏感’。直到我在校医室等预约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A4纸:《Swiss School Anti-Bullying Protocol》,右下角印着一个蓝色电话图标和一句话:‘No German needed. Call 0800-123-HELP — 24/7 multilingual support’。
我拨了过去。接线员用英语问我‘Is this about repeated unkind behavior?’, 没追问细节,立刻帮我联系了Zurich Canton Education Ombudsman Office(苏黎世州教育申诉办公室)。48小时内,一名持证儿童心理顾问到校访谈,同步调取教室走廊摄像头片段(瑞士公立校强制保留72小时公共区域录像)。
关键细节在这里:他们没要求我‘当面对质’,也没让我写‘自述信’——而是由顾问与涉事学生分别面谈,并邀请我父母参与三方线上会议。最终,对方三人接受了反偏见工作坊(Mandatory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Workshop),而我获得了免费德语伴学伙伴(每周2小时,由州政府补贴)。
现在回头看,最大的认知刷新是:在瑞士,‘被欺负’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系统性保护失效——而求助,从来不需要‘攒够证据’或‘等到严重’。那通电话,是我留学第一课,也是我学会真正尊重自己感受的开始。


